酒店
绍兴酒有名，绍兴人喝酒亦有名。南宋时，绍兴“城中酒垆千百家”（陆游诗）。明清时期，城乡酒楼、酒肆林立，有“无处不酒家”（徐渭诗）之称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前后，鲁迅族叔周仲翔，在城内都昌坊口开设咸亨酒店。其陈设格局，与其他绍兴酒店无异：临街设曲尺形柜台，上置青龙牌，书“刘伶停车”、“太白遗风”等字样；临街的横柜上，陈列“过酒胚”；店堂内置小板桌、长条凳，设备简单，雅而不俗。民国时期，城区较有名气的酒店有沈永和南号、张清河、傅有记等，设备较好，内设雅座，其雇主多是中上层人士。佐酒菜肴以冷盘为主，如顾客需要炒菜，店主即遣人代购。“过酒胚”一年四季更换，春季多上冷盘，有酱鸭、糟鸡、鱼干、喜蛋、熏鹅等；夏季则为海蜇头、鲜蚕豆、鲜罗汉豆、皮蛋、白斩鸡、粉蒸肉、油氽花生等；秋季有桂花栗子、洋澄湖大蟹，蟹用铁丝笼装着，摆在柜台上由顾客挑选，现现吃，并备有生姜末加醋一小碟；冬季有白斩鹅、豆腐皮包子、牛肉、咸煮花生等。绍兴酒宜温喝，酒店备有温酒筒（俗称爨筒），顾客落座，即为其温酒送上。小酒店多属夫妻店，遍布街头巷尾，过酒胚多是芹菜、猪头肉、素鸡及茴香豆、香干等，其顾主多为小市民、箔工及其他小手工业者。民国25年（1936）统计，绍兴城区有绍酒店367户，资本19.4156万元，年营业额48.2523万元。30年，绍兴沦陷，因日伪军警敲诈勒索，各种摊派名目繁多，酒店纷纷闭歇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恢复一些。35年，绍兴县商会调查时，有酒店129家。
1952年，绍兴市①专卖事业分处统计有酒店151户，摊贩84户。1956年对私营饮食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沈永和酒家转为公私合营。至1958年“公社化”高潮时，所有酒店、摊贩按地区（府山、蕺山、北海、塔山）分别组织成14家分散经营、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酒店生意清淡，难以维持，只得兼营菜饭点心，向综合经营发展。1978年，城区纯酒店仅存一家“东街零酒店”。1981年，鲁迅先生诞生100周年前夕，停业多年的咸亨酒店重新开张营业，三间粉墙乌瓦的砖木建筑店面，青石铺路的石板地，一派古色古香。店内陈设依旧当年格局：曲尺形柜台、大小爨筒、小板桌、白竹筷、蓝边汤碗等。店内供应元红、加饭、善酿、香雪各档绍酒，终日顾客盈门，平均每年接待中外游客10万人次以上。1988年，新设酒楼、小卖部500平方米，增添一批八仙桌和骨牌凳等配套设施，同时在北京、天津、杭州、宁波、广州等地开设咸亨酒店（分号）。人们来到咸亨酒店喝一杯绍兴酒，尝一碟茴香豆，可以品味到鲁迅笔下的绍兴风情。
茶店
茶店亦称茶馆，属传统饮食行业，出卖开水和碗茶。民国时期，绍兴城内以花巷布业会馆内之适庐茶室为最著名，院落广阔，轩窗开豁，四周游廊，茶室数十间，椅榻舒适，茶资每壶小洋壹角，为富家子弟、商贾等上层人士约友聚会之处。每旬逢三逢八日下午，时有绍兴传统曲艺“平湖调”弹唱。城内县西桥之第一楼，天香阁，大江桥脚的越明茶室，以碗茶为主，主顾多是老茶客，每人都有固定座位，风雨无阻，每天必到，常谈论国事，洽谈生意，有时亦弈棋取乐，象棋一局未终店要关门时，就把棋局暂时抹掉，次日继续对局。小型茶店，随处可见，设施简单，茶资较廉，３文铜币（板）一碗，可坐半天，为小市民、箔工、小手工业者消遣场所。各业同行发生纠纷，邀至茶店排难解纷，谓“吃讲茶”。店主雇用职工或解雇职工，每年端午、中秋、春节在茶店吃碗茶定局。民国25年（1936）绍兴城区有茶楼、茶室、茶店206户，资本7305元，年营业额28330元。日军侵华时期，茶店关闭较多。35年，茶馆业同业公会调查，有茶店164户。
50年代初，绍兴市①茶室、茶摊仍较普遍，经营方式亦如往昔。也有少数茶室如新市场、北海桥、大善桥等成为锡箔及其他买卖市场。1958年，“公社化”高潮时，符合条件的茶店，分别组织成新华园、长乐园、上林园、梅香阁、北海茶室、东街茶室、大昌茶室、萧山街茶室８家集体所有制合作商店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茶店被认为是散布政治谣言的场所，一律取缔，茶店工作人员全部转业。70年代末，茶店重新出现，然设备简单，卫生条件一般，发展不多，顾客多为退休职工。1989年市区有茶店８处，另有５处开水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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